上篇文章提到，增加公私營房屋供應及改善民生，以此提升草根乃至是整體港人的獲得感，才能從根本上緩和深層次矛盾，從而維持香港社會繁榮穩定。然而，香港部分自稱愛國的建制派，卻似乎沒有從全局探究或化解香港深層次矛盾，使他們不但在土地問題上充當攔路虎，甚至開始提出各類向工商界傾斜的建議，使本地草根和勞工階層利益進一步被犧牲，本已尖銳的階級矛盾亦因此進一步激化，變相為伺機而動的反對派提供「彈藥」。
其中一個典型例子，便是立法會早前通過加快引入外勞的無約束力議員議案。由於港府現時已有各種吸引外地專才的計劃，所以明眼人都能看到，此一議案所提及的外勞，不是外地專才，而是容許本地的服務或零售業，即所謂的「低技術工種」招聘外勞，因為香港不論跟其他東南亞國家，抑或是跟內地鄰近城市，都存在工資上的差距，意味着資方即使給出現時一樣甚至更低的工資，都能吸引這些地區的人到香港打工。
可是有一點需要注意，對方能夠接受一樣甚至更低的工資，除了是當地勞動力供過於求外，更重要是他們在香港拿到的工資，在對方的家鄉屬於高人工，即是能夠改變對方的生活。相比之下，由於香港以外的其他地方，平均工資都比香港低，意味着本地勞工沒法到外地打工養家，意味着港府若聽從議案建議，引入外勞跟本地勞工競爭的話，本地勞工便會因議價能力被削弱而減薪，從而降低對方的生活質量之餘，進一步拉大香港的貧富差距。
更重要的是，議案中所謂的引入「外勞」，並不是指國外勞工。根據邵家輝的說法，是從大灣區內鄰近城市招聘，並指對方可在早上到香港上班，晚上回內地居住。表面上來看，此一建議絕對是「政治正確」，但從商家的營運成本而言，便不難明白對方何以有此建議。畢竟，外勞若是從東南亞輸入，便要像現時的外地家庭傭工，為其提供食宿，否則在香港居住成本如此高昂的情況下，資方給出的薪酬根本毫無吸引力。
相比之下，所謂的低技術工種若能從內地鄰近城市招聘，由於對方晚上可回內地居住，資方可能只需提供午膳，僱用成本便可大幅降低。可是如此的做法，其實如同透過犧牲內地鄰近城市的利益，以及破壞陸港融合的大局，以此讓本地與外來資本食利。首先，由於香港與內地的平均工資存在差距，招聘內地人來港打工，將會引來虹吸效應，鄰近城市如要留住人手，便只能提高薪酬待遇。換言之，此舉其實是讓香港本地和外地企業省了錢，卻要讓內地企業來埋單。
其次，由於要計上通勤距離和成本，所謂香港上班內地居住，其實等於要這些員工到深圳居住，而這樣做的結果，事必增加跨境及深圳本身的通勤系統壓力，兩地政府為了紓緩通勤壓力，亦自然要在集體運輸網絡上投入更多成本，而深圳市政府為了降低市民的通勤成本，一直有對其公交系統發放補貼。如此一來，所謂輸入內地勞工但不為其提供住宿，如同香港資方為了節省僱用成本，於是把成本轉嫁到鄰近政府的公交補貼之上。
撇除所謂的引入外勞，等於要鄰近城市為香港本地的僱用成本埋單以外，此舉由於會削弱本地勞工的議價力，降低對方的生活質量，自然會怨恨內地人跟其「搶飯碗」，特別是反對派和所謂的本土派，過去十年已循各種渠道，故意挑起本地居民敵視新來港人士和內地訪港旅客，我們自然可以預料，有人必定會拿內地居民來港打工做文章，甚至以陰謀論之，將此舉說成是兩地融合計劃的一部分，藉此將矛頭指向中央，真正受益的本地和外地商家，卻能躲在背後繼續食利。
如此便衍生一個有趣的問題：提出此一議案是批發及零售界的邵家輝，作為工商界的代表，對方提出照顧自身階級利益的議案，自然可被同情地理解。然而，整個議案最終竟以65票贊成、9票反對、4票棄權通過，這是否意味着香港在完善選制之後，整個議會內的大多數所謂建制派，都不懂或不願從長遠的管治角度看問題，而是只會利用手中的權力，去照顧香港一地，甚至只是某些食利者的山頭利益？
文：陳凱文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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